大兄马毓英生平

马衍贤

一、勤学向上，茁壮成长

大兄马毓英于1921年2月出生于陆丰县东海镇大西门马厝巷，实属大族世家之后裔，先祖遗留下一点基业，家境仍算殷实。爷爷读过一点古书，知书达礼、严格管教，父亲马声耀，母亲许杏，诚实忠厚，保持传统家训勤俭持家，大兄就是在这么一个有良好家教的环境中逐步成长。7岁就读西门小学及关爷宫小学，而后就读龙山中学，从小勤学向上，努力读书，成绩都在班里的前几名。他从小无需父母操心，自觉自强，既不贪玩好吃，也不抽烟喝酒，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倍受老师和族人的称赞和爱戴。他十二三岁时曾拜我族老叔公马洪光老秀才学习经书，养成了背书勤记的好习惯，练出超强的记忆力。他找到什么书就手不择卷，在旧社会书籍较为稀缺，他还能找到三国、水浒、红楼梦等名著阅读，他涉猎的书籍十分广泛，四书、五经及论语等，连玄学、风水也略知一二，也向郑一梦老师请教探讨诗词格律，几乎样样都懂，小外号叫“样样通”。我小时候，他经常给我讲三国、水浒等故事片段，给我灌输忠义爱国的思想，他对我这个比他小近十岁的小弟弟格外的喜爱和关照，显示出兄长的模样。此时，他已经读完了初一中，各方面都有了历练，增加了才干，显得成熟了。

二、危难当头，勇往直前

正当他年轻力壮，努力向上的时候，国家已处于被日本鬼子侵占的危难之时，东三省早已被占领，日本鬼子的侵占行为步步紧逼，飞机不时入侵到家乡一带。国难当头，每个热血青年都不会视而不见，大兄满腔热血地投入到爱国救国的行动中，此时，正好龙山中学增设简师班，他争取加入到简师班中。龙山中学在校长梁荫源、教务长梁任飞，以及陈领明、陈雅清等几位优秀老师的带领下朝气蓬勃，抗日救国的热情高涨。上述几位老师大都是中共地下党员，龙山中学是当时地下党的一大基地，大兄不但受到爱国思想教育，也渐渐地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龙山中学是我大兄的一大转折。他时不时带我在晚饭后上龙山，龙山中学的夜空笼罩着抗战救国的氛围，抗日救国的歌声、演讲声、朗读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场面十分感人，至今仍在我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

大兄在学校表现突出，被中共地下党组织挑选为培养对象。1940年秋，他秘密参加了县委书记马克昂在大安洞举行的第一期党训班。同班的有陆丰同学郑达飞、郑学龄、莫强和海丰同学吕自凭、王文瑞、余复群、余立夫共八人。马克昂同志讲授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共纲领等共产主义思想，经过党的教育、培训和考察，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时，我幼稚无知，眼看大兄好多天未回家很是想念，焦急地向妈妈询问大兄到哪里去，为何许久没有回来。妈妈说，小孩子不要管那么多事，大兄去了海丰同学那里，玩几天就会回来了。到我入党后，才明白当时他是去接受党的培训，已在那时入党了。

日本鬼子的飞机不时地来骚扰，一有飞机入侵的警报就要赶紧往外跑，国家衰败真是没有安宁的日子。一次，飞机入侵的警报又响了，刚好大兄在家，他立即拉起我的手往外跑，跑到水门仔大伯爷宫附近，隆隆的响声已经逼近上空，大兄说：不好了，不能跑了！拉着我钻进大伯爷宫躲避，没隔两分钟，鬼子的三架飞机哒哒的扫射声响彻云霄，金钗桥的栏杆上布满机枪的弹孔，真是好险啊！按照那时的速度和距离，若没有躲进大伯爷官，我们兄弟正好会跑往桥上，多么的危险啊！我深感庆幸也很佩服大兄的判断力。

三、踏上征途，艰险无畏

大兄从龙山中学简师班结业后 到东海小学当了一年多的老师，在党的授意下，通过我族叔公马桐轩（国民党国大代表，曾任陆军军长，有很高的威望，历任县参议副议长），请他出面在县政府谋取了“督学”的职务。争取教师资源是党的一大任务，“督学”可以顺理成章出入各个学校，大大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1941年动员全民抗战进入高潮，陆丰富商郑仓合的大儿子郑建文有学识、有魄力、又有财力，由郑建文（地下党员）出面成立陆丰抗日直属动员工作团，在大道宫郑厝挂牌，郑建文同志担任动工团团长，地下党骨干有郑学龄、马声达等人直接参与其中，大兄则协助团长做些组织、策划、协调等工作。动工团一时名声鹊起，话报剧、白话剧、白字剧、广告传单等等的宣传活动十分活跃，办得有声有色。一些有志青年加入到抗战行列，奔赴抗战前线。后来由于国民党实行攘外先安内政策，撕毁统一抗战协议，对解放区实行疯狂的围剿。在形势急剧逆转的情况下，党在白区采取了分散隐蔽，暂停活动的部署，动工团也只好偃旗息鼓了。此时县委书记马克昂同志采纳了县委的意见，隐蔽在我家里，他对我大兄有较深刻的了解和信任，我们家也比较单纯，住宅周围没有外姓，大兄出于对党的忠诚，尽管有相当的风险，他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大兄对我说，不能随便跟人说起这件事，任何人询问，只说不知。我们家临时隔出一间小房，三餐由我母亲安排好，由我大兄或我送进去给他吃，我记得出来时叫“四脚”，“四脚”即马的意思，他也姓马，加了一点亲切感。他是外地人，语言不通，鸡同鸭讲，只点点头，笑一笑，以心会意就是了。他白天躲在房子里看书写字，晚上由我大兄带他去与接头对象相见或由我大兄事先约定来我家相见，都是在天黑了以后七、八点钟的时间出来活动，单线联系，而且不是很频密。老马在我家住了近半年，他走后又来了另外一个外地人，叫老黄（后来才知道是黄闻同志），说他是大兄的朋友，是做生意的人，他也在我家住了差不多半年。我母亲毫无怨言，只相信大兄做的事是对的，热情接待，宁可自己吃差一点也不能让客人吃不好。大兄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工作细致入微，完全按照客人的意见办事，没有出半点差错，风里来雨里去，既费心又费力。大兄只认为这是党的工作，应该的，为党冒险值得。解放后才得知，两位县委书记在1945年左右先后在东莞、台山两地光荣牺牲。掩蔽两位县委书记的事海陆丰两地的老同志人尽皆知，成为美谈。我母亲逝世时，海丰县两纵联谊会会长戴国杰、汕尾市两纵联谊会会长周权同志特地前来参加，周权同志亲自致悼词，肯定我母亲保护革命同志的光荣事迹，称她老人家为革命母亲。我想我老母亲在天之灵，亦会感到欣慰，革命母亲受之无愧。

大兄有相当长的时间担任地下党的组织委员，后期担任区委书记。他肩负的是党的组织工作，既要抓培养对象的考察、选拔工作，又要紧密地和县委、游击队联系，除了在我家开了一间生面铺以装门面，便于联系外，在桥西的庄久处、下湾的郑送处、神冲的许水清处均设置了联络点，有严密的暗号和对接手续，确保及时把城里的情况动态送出。同时按县委的要求及时地把骨干力量输送到游击队，他亲自组织输送的人员不在少数。据我后来了解到，经他手输送出去的人有朱耀庭、赵德全、陈继明、陈柬、林文彬、张春荣、陈世俊等同志，都是在下半夜由交通员带领，化妆成普通农民混出城去，在天亮之前送到交通站，做到万无一失。

三二九行动，引发了四一事件（即1946年陆丰国民党纪念三二九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际），陆丰县城区党委布置卢时杰、陈继明两人于三二九前夜，在东海张贴革命标语，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震惊和怀疑。两天后，即1946年4月1日，国民党当局突然派出大批警察逮捕八名怀疑对象，被捕的有共产党员陈伯强、邹海山、陈英恢、吴炳林、陈鹤年、林文彬，以及两名非党人士。其中包括黄若萍老师，他为人诙谐活跃，爱说一些似是而非的笑话（外号多端），可能话多有失，因此被怀疑。另一位叫王旭，此人更不沾边，没有正当职业，还有些阴阳怪气，地下党曾怀疑他是不是蓝衣社或其他派别人物，把他们也一起抓了去。区委紧急碰头，分析是敌人虚张声势、毫无根据的乱抓乱捕，一定要稳住。通过家属尽快联络上六位党员，并设法多方疏通，经过努力，不久获得释放。

大兄要随时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和陆城一些情况，展开活动，布置安排张贴传单标语。当时群众称共产党为“老二”，“二”，即“共”的意思，老二几乎通用，街头巷尾，茶余饭后常有人交头接耳议论“老二”，甚至绘声绘色，把游击队描绘成飞檐走壁的好汉。后期国民党县城真是人心惶惶，据我大兄讲，1946年有一次他上龙山中学开秘密会议，身上带有传单和有关材料，他离开龙山中学不远，就听见国民党兵在叫站住的吆喝声，见情势不妙，他闪到暗处，翻墙抄小路走进了上围黄厝他岳母家，岳母叫内弟去门口探个究竟，回来说戒严了。他将就在岳母家过了一夜，好在行踪没被泄露，才躲过了一劫。

1947年龙山中学新来的校长，办了一场所谓的“甄别”考试，此人十分反动，地下党决定要拔掉这颗钉子。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掀起了全校大罢课、游行示威、到县政府请愿，要求撤消甄别考试，罢免校长。作为督学身份的大兄除安排力量支持罢课游行外，他与教育科长周旋，讲明事态若扩大，各区学校若响应则更加被动，劝他弃卒保车，争取自保。教育科长劝说县长，让龙山校长辞职。最终，在这场与反动份子的对抗中，学潮取得胜利。在严酷的斗争面前，陆城地下党经受住考验，没有发生过叛变、变节等出卖党的事件，地下党交通站也没有遭受过破坏，这些与地下党严格的组织纪律和严密细致的工作是分不开的，这其中也有我大兄的一份努力。

1949年第一次攻打陆丰县城，游击队派出两名侦查人员，由交通员带到接头地点，鄞庆云、卢时杰和我大兄碰头作了分工，卢时杰负责收集驻军兵力部署，我大兄利用督学的身份弄来两枚徽章，勤庆云同志综合攻打陆丰县城的路线简图及说明及时送到指挥部。1949年2月下旬下半夜，攻城战斗开始，城区道路复杂，三人混进伪政府实地侦察火力配置情况。由于爆破龙山炮楼的动作迟缓，被伪军发现，爆破没有成功。机枪封锁，接近不了炮楼，攻打伪政府也因道路不熟悉，找不到配置机枪的位置，也找不到别的方法压制敌人的火力。我方发起了几次冲锋，都被敌方机枪压制，没有奏效，伪县长赖顿纯把白银都拿出来了，每个士兵奖励十个银元，要他们拼死抵抗。双方僵持不下，都有伤亡，只收缴了联络队20多条枪。眼看天将破晓，指挥部发出撤退的指令，退回河田一带休整。第一次攻打陆城失手，东一支领导考虑到要预不测，指示鄞庆云和我大兄先后撤出游击区。

四、转换环境，精神振奋

大兄在交通员带领下到达了游击区，到东一支政治部报到。由于他是老党员，区委书记安排他在政治部组织科任科长。配给一支左轮手枪、一张毛毯和一个挂包，这是初到游击队最优厚的待遇了。环境变换，从敌区到红区，大兄的精神百倍振奋，政治部主任刘宣同志经多次接触，知道大兄有学识、有见地，沉着干练，十分器重，颇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什么事情都找大兄倾谈，常带他下分队指导工作。大兄虽不是一线指挥员，但随队伍行动也风餐露宿，几经风雨。我曾听说大兄随部队行动两次遇到危险，遭遇敌人袭击，情况险要复杂，他随机应变渡过险境。不久，部队集结，第二次攻打陆城，敌人闻风而逃，他随刘宣同志一起进入陆城。东一支司令员蓝造同志、政委王鲁明同志、副政委祈锋同志、政治部主任刘志远等领导同志都到了陆城，当时决定刘宣同志担任陆丰军管会主任，庄歧洲、郑达忠为副主任，委员由郑万生、叶佐恕、鄞庆云、马毓英四位同志组成。我记得军管会第一号布告是鄞庆云同志根据会议决定起草的，我负责抄写，抄写完成后，张贴布告，粘贴在马街头、大街等地方。据后来透露，当时刘宣同志大力推荐大兄为委员，他当主任需要一位了解当地情况的得力助手。入城两天，军管会还未正式开展工作，情报部门获得信息，186师及钟铁肩部企图反扑。为了争取主动，我东一支再次撤回河田一带，两个月后形势发展迅速，我南下大军已进入广东境内，上级命令我东一支迅速配合南下大军解放惠州。我东一支部队日夜兼程奔赴惠州。到了坪山一带，知悉15兵团已到达惠阳，我东一支政治部入驻惠州西湖图书馆，东一支、东二支、东三支大部合编为惠州军分区，归广东省军区建制。入惠州不久，军分区应陆丰县委的要求，调我大兄回陆丰支援地方工作。

五、踏上新征途，初露锋芒

大兄回陆丰不久，就投入紧张的工作，他按县委的指示，和卢时杰同志带领庄泽良、曾毓识、马益、黄伯达等八九个人，携带五六条枪到甲子镇办理接管工作。甲子是韩江支队解放的，按区域建制属陆丰管辖，理所当然要归还陆丰建制，他办理交接任务不久，就留在甲子任区委书记兼区长。他根据甲子接管后的情况，向县委作了汇报，向县提出要抽调人手，加强甲子的力量，提名要了几名得力骨干，又向公安局要了几名干警，同时向县大队大队长石全槐、教导员郑剑提出要派军队进驻甲子，得到了老战友郑剑的大力支持，经请示后派出一个中队进驻甲子。他在甲子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整治工作，他参照叶帅整治广州的经验，召开了各行业的座谈会，阐明党的政策和他的执政理念，扩大舆论影响，特别是争取地方代表人物、教育界代表以及大商户代表的支持，并颁布了一系列布告，有加强治安管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布告、收缴一切枪支弹药的布告、整顿金融商业和交通秩序的布告、行政人员自行登记的布告、禁止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布告，查抄了三家炒黄金炒白银的商户，加以重罚，同时加紧组织民兵，建立军民联防等措施（接收之初还经常发生夜间特务放黑枪，有的地区镇政府都被骚扰）。经过两个月的整治，面貌焕然一新，市场秩序良好。当时仍龟缩在汕尾外海龟山岛的海匪也不敢再来袭击和洗劫渔民了，市民拍手叫好。

红色政权威信大增，甲子被树为榜样，以后哪里的局面打不开就调他到哪里去。他去了碣石和博美镇，由于工作出色，县委提拔他为县委委员并选拔他到华南分局党校学习，可谓风生水起，前程大好。

六、厄运降临，每况愈下

1953年底，党组织派他到华南分局党校学习，党校是培养干部的摇篮，他是县委委员，学习结业无疑是准备提为县的领导干部了。但事不凑巧，举报他参加伪党的告密信到了组织部，他从预提对象一下子变为预审对象，党校结业他回到陆丰接受党组织的审查。他从第一线转入第二线，从县政府建设科长，到县采购局上任，而后转为教育局局长。从教育局长下调到河田中学当校长，再调入生活资料公司当经理。这些岗位上的流动，他从事组织工作日久，具有很强的组织观念，组织上的安排他可以接受，没有怨言，能正确对待。这段时间不在前线，他言行谨慎，处事低调，跟着大形势走，避过了一些风头，少干了一些傻事，也侥幸的没有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这段时间让他学了不少名人典故和积累了一些诗词资料。

七、艰苦任务，迎难而上

1958年底，陆丰龙潭水库列入省重点水利工程项目，此时县领导想起了要起用老干部，抽调既有群众威信，又有组织指挥能力的邹海山、马毓英和卢时杰三人为指挥部正副指挥。大兄二话没说，他认为这是一项有益于地方，有利于人民的好事，要勇于担当。三位总指挥又是老战友，他们带领指挥部人员，在荒山野岭搭起棚寮，和民工一起奋战。大兄有一套组织指挥的经验，他要求各公社抽调的民工要按班、排、连建制，要求各公社派出年青力强的干部带队，必须配备一定比例的党、团员，做到连队有党团支部。强调要保护民工的积极性，做好民工的伙食，保证伙食账目公布，做到日清月结，绝不能克扣民工工资，约法三章。同时开启工地的宣誓活动和评比，真有点像战争年代，民工支援前线的气势。三位总指挥配合默契，吃住在工地上，工地始终保持高昂的劳动热情，终于顺利完成了这项任务。他们认为，为人民做点实事，吃苦值得，深感欣慰。

八、飞来横祸，遭受打击

修完水库后，正当以愉快的心情回到单位上班，却遇到了1959年全国轰轰烈烈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开始。这一回他躲避不了，遭到残酷的斗争，七检讨、八批判，说他是漏网的地方主义，罗织了不少罪名，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降二级（17降为19）留党察看，被贬到南塘供销社当保管员的严重处分。当地职工知道他蒙受不白之冤，对他不但没有歧视，反而格外亲热，重活不让他干，和当地的职工交上了朋友。可是好景不长，四清运动开始了，他被揪回县城斗争，随后的文革十年浩劫和四人帮横行，他蒙受的打击更为沉重。外来的红卫兵更加凶狠，批判斗争的花样不断更新，硬是要整出一个走资派来（他在当地是资格最老，年纪最大，职位也算最高之一，无疑是首当其冲了）他饱受人格侮辱，肉体伤害的各种惩罚。随后被投进监狱，饱受牢狱之灾。几个月后，军管会意识到他的罪名没有一条能够入罪，释放出狱改为隔离审查，实际上还是没有人身自由。他较长时间在祖师爷宫度过，以后迁徙到神山干校。县武装部派到干校当指导员的张干事，左得出奇，对老干部的态度十分恶劣。他要我大兄写材料，揭发指证陈英恢为叛徒。大兄据理与他争辩，“陈英恢我了解，他没有叛变叫我怎么能指证他是叛徒呢?其他人怎么说是他们的事情，我这份指证材料不能写。”大兄坚持底线和他吵了起来，双方都拍了桌子。在高压之下，大兄没低头，坚持实事求是的这条底线，不无辜指证他人。他在干校比牢狱自由了一些，但精神上的压力没有减轻，长时间的折腾，身体也较为虚弱，不过他仍以开阔的心态，冷静面对。他在后期的诗词里，坦露了当时的心声，“是非曲直成颠倒，回首征程已惘然。”他感到无奈，茫然。

九、春回大地，焕发新枝

一声春雷，春回大地。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万民欢呼、普天同庆。一些被颠倒的纠正过来了。随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平反冤假错案。大兄于1978年彻底平反，撤销原来的处分，恢复工作，恢复工资十七级，安排在县物资局当局长。1980年调任县统战部部长。大兄从恶劣的环境里解脱，点燃了新的希望，焕发出新的活力，激发忘我的工作热情。特别是在统战部，他认识到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到统战部不久，他就提出增加编制，增设一个对台的工作站，他跑省统战部上级主管，说明甲子渔港是一个大港，历来有台湾渔船停泊加水加油的历史，要有一个专设机构来承担这项任务。经他的努力，省统战部的支持，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了陆丰增设甲子对台工作站，列入计划，粮油有供应渠道，有专职人员开展对台接待的工作，台湾渔船到甲子港靠岸，加水、加油、加粮逐渐多起来了，加强了两岸渔民的联系，促进了统战工作。

第二项他考虑到陆丰在港人员，许多是地主出身或历次运动中挨整而逃往香港的。其中有积怨，也有许多的顾虑，也有对党的新政策不甚了解，需要澄清是非，努力争取。他建议由县长陈然同志出面带队和他及外经委主任组成考察团，于1981年初赴港。大兄认识的人很多，有不少老同学、老朋友、老同乡，到港后受到热烈的欢迎。他们走访了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和有相当经济实力的人士，并召开了三次茶话会和座谈会，介绍陆丰的新变化并邀请诸位乡亲回家乡看一看、走一走，一起来关心家乡的建设，一起来参与新的征程。他们一行态度诚恳，语言感人，在港同胞反映良好。此行当时虽未有立竿见影的成效，但为以后港澳同胞参加家乡建设的热潮，开了一个好头，起到了引路、搭桥的作用。

第三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申请碣石玄武山和清云山定光寺对外开放。1982年赴港回来不久，就着手申请碣石玄武山对外开放。因为碣石玄武山既有观音佛祖，又有玄天上帝的神像，佛教、道教兼而有之。当时对道教持反对的人甚多，加上玄武山寺庙解放前有几个和尚勾结海匪拐骗妇女的恶行，不同意开放的不少。当地的意见也不一，公安部门也有不同意见。大兄不遗余力做说服工作，经他多次沟通，县政府召开办公会议讨论通过上报，初时汕头行署不敢表态，而后陆丰划归惠阳，再转报惠阳行署也拖了一段时间。据当时统战部秘书科科长陈宗宏同志说（陈宗宏后任统战部副部长），马部长真是出了大力，能得到批准确实不易。当玄武山申请未获批复，于1983年初他和统战部同事一起上清云山，听取了清云山定光寺宏慧主持关于清云山发展和规划的意见，并得到县教育界有识人士沈少雄、连寿杰、李仰芝、马伦山等人的积极建议，统战部抓紧上报清云山对外开放问题，上报时也困难重重，因为定光寺所在的夏陇村解放前为长发党所利用作为活动基地，其中几个头头处理了，长发党也取缔了。怕长发党利用寺庙死灰复燃，不同意开放的意见不少。也是经过他多次沟通，经反复说明宗教政策和形势的需要，说明要争取为人之先，不要样样跟着别人的路子走，讲明夏陇村广大群众是好的，要区别对待，事在人为，最后还是县政府召开办公会议讨论通过上报，定光寺在主持宏慧大师的不懈努力之下，规模不断扩大，办起了佛学院，成为粤东地区屈指可数的大寺院。这两个地方都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影响力遍及世界华人地区，为中华文化传承起到很好的作用。这与他前期铺垫性的工作密不可分。

十、发挥余热，不遗余力

由于离退休年龄有明确的规定，县领导找他谈了话，说已经延长两三年了，舍不得让他离开，充分肯定了他的工作表现，给他办理离休手续，他愉快的接受了上级的安排，离开工作单位回家休养。不久于1985年初他又投入到申报两纵联谊会筹备工作，经他牵头，办理注册，陆丰两纵联谊会成立。他被选为会长，在县财力有限的条件下，争取到一个活动、康乐的场所。在联谊会报批不久，于1985秋，他又牵头组织诗社，得到卢时杰、卓之、候俊中等诗友极力支持。诗社成立，选他为诗社社长，开始名为图岭诗社，后改称为陆丰诗社。他特地请到知名人士赖少其为诗社撰写刊名，他也带头写诗，加强了珠海、佛山、汕尾等地诗社的联系，对推动陆丰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较好的作用。诗社的建立也比较早。

由于我和大兄聚少离多，以上仅仅是我了解的一部分，难说是他一生的全貌。大兄于2009年2月逝世，终年89岁，生前出版《觉庐诗词》三集，创作了诗词200余首，其中也得过一些奖励，有一首歌颂叶帅七律得到老一辈革命家颂诗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