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游击队

郑受钿

1948年6月上旬，我终于盼来了同意我参队的消息。这一天，鄞庆云老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告诉我，“你爸爸已收到你的信，同意你参队，让你耐心地等待，一有机会便会派人来接你”。

7月上旬的一天，天刚亮，妈妈就带着妹妹送我到下弯村姑婆家（后来才知道她家原来是地下党的一个秘密交通站），奶奶送我至巷口（我去参队，除我妈外，就只她一个人知道），还塞给我两个煮熟的鸡蛋，说带在路上吃并说让佛祖保佑我一路平安。上午8点多，在姑婆家喝过两碗番薯粥便含泪告别了姑婆、娘和干妈，由干爹带着我匆匆上路了。至11点多到达法留山（海陆丰交界处）脚下一个山村，找到一家农户—— 一个地下交通转接站休息，刚吃完午饭（当然又是番薯粥）便听到村外枪声大作，村内大人小孩呼叫着奔跑着，不知出了什么事，农家的主人——一个50多岁壮实的农民说：“别慌，你们先到屋后的柴房躲躲，我出去看看”，他到门口叫住了一个奔跑的青年问出了什么事，青年说国民党到邻乡抓壮丁和抢粮来了，现在有十几个兵正奔着我们村来。本来应该在这里换成农家主人带我上山找游击队的，但是，情况变化，这时干爹说：“你出去应付一下，我直接带他上山算了。”于是干爹带着我从村后小路往山里奔，下午四点多我们穿过山坳在一棵大树下休息。直到这时，我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天气很热，我又饿又渴，心里抱怨着早就该休息了。干爹从篮子里拿出两个番薯分给我一个，我也从衣袋掏出两个鸡蛋给干爹一个。可他怎么说也不要，说：“你都吃了吧！”我生气地说：“你不吃鸡蛋我也不吃番薯。”最后一人一个番薯一个鸡蛋吃后又用手捧了几捧山坑水喝。饥渴缓解了，天也不那么热了。他说我们继续上路吧，不然天黑赶不到目的地。没办法我只好拖着酸痛的脚一步一步跟着下山。又走了约两个小时，此时太阳已下山了，在一个山村旁边遇到了八、九个武装人员，腰间一律束着布腰带，插着驳壳枪，为首的竟是我熟悉的蓝鸿年老師,在部队改名为江水。他跟我说很快就可以见到爸爸了，然后告诉干爹从另外一条路斜插过去就可以看到大部队了，他们要去执行一项紧急任务，不送我们了，说完各自匆匆上路。按照江水同志指引的路走了约十多分钟，果然看到远处有一长列队伍在向前蠕动着，我们追赶过去，在队伍的中间看到了爸爸，一时间我悲喜交加向前叫了一声“三叔”竟然泣不成声了。他笑着对我说：“男儿流血不流泪，从现在起你就是游击队员了，还哭？”我面对着围着我的那一帮警卫员和小鬼（勤务员）不好意思地破涕为笑。此时干爹跟我爸说：“‘三兄’我把阿钿安全带出来交给你，我已经完成任务。”他又把路上遇到国民党兵出来抓壮丁和抢粮之事说了一遍。然后说他要赶回去了，爸爸说你们还没有吃饭吧，干爹说：“四点多时我们吃了点东西，你们先找点东西给阿钿吃吧，我没关系！”爸爸叫勤务员拿两个玻璃罐头给他，他接过后照着来的路回去了。我呆呆地望着他，多好的人啊！

爸爸问我：“再坚持两个小时，到目的地再给你东西吃行吗？”我一甩头，豪情地说：“没问题，我加入了你们的队伍，肚子早就不饿了。”周围的同志听后一阵哈哈大笑。其实，我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但是，必须坚持再坚持，第一天行军不能让同志们看笑话。队伍又走了一个多小时到达宿营地。爸爸的勤务员叫叶鸿发，大家都叫他“叶仔”，年龄比我大一岁，个头和我差不多，但比我机灵老道。他先领我到老乡家吃了两碗番薯粥，这回可不是咸菜了，有罐头猪肉吃。我吃饭期间，他又替我到庶务长那里领了毛巾、茶缸、牙刷、一只铁汤匙和一个行军水壶，还有一套灰布衣服，据他说，这是在我到来之前就已预备好的。我问他有没地方洗澡，大热天走了一整天，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已经有白色汗渍了。他领我来到一条小河边，这时已有好多战士在河里洗澡，清澈舒缓的河水伴随着战士们叽叽喳喳的说笑声，好不热闹。在经过一整天的兴奋、紧张、焦急的奔波，此时的我怀着莫名的豪情一头扎进清凉的河水中……洗完澡，叶仔带着我来到一间祠堂前,（即队部驻地）我们在门前的台阶上坐下。夜幕下，习习的凉风吹拂着我湿漉的头发，黝黑的天空星光闪烁，门前的稻田里此起彼伏传来“呱呱”的蛙鸣声。黑暗中，两名战士抬来一块门板，叶仔让他们把门板放在门前稻田间的小路上，铺上一条破席子，摊开一条毛毡，便招呼我过去睡觉。我愣了一下，不解地问他为何不把铺打在屋里而是打在这田间？他歪着头说：“你听，什么声音？”夜色中的山村除了蛙声还能有什么呢？“田里的青蛙多，青蛙吃蚊子，铺盖打在田间，蚊子不敢来，”叶仔自问自答地说，“再说了，躺着数星星、听蛙声，那是有钱人家做梦也享受不到的。”叶仔接着说：“你自己先睡，我还有事要忙，一会儿再过来陪你一起睡，”他顿了一下，问：“怕吗”？“不怕”，我不假思索地回了一句。就这样，我参加革命队伍的第一个晚上，带着兴奋、憧憬和疲劳，头枕大地、身披星斗，耳旁伴着热情而聒噪的蛙鸣沉沉睡去。

叶仔是什么时候回来和我一起睡的，又是什么时候起身走的，我都不知道，实在是太累了。直到他来叫醒我，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他伏到我耳边悄声地告诉我：“你们家出事了。”“什么”？我腾地一下站了起来，离开家才一天，怎么就……，我的心紧张得快喘不过气来。叶仔告诉我，昨天夜里马同志（我爸，在部队化名马安）收到情报，今晨他召集几个连排干部研究对策时被他听到的。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我参队的前一天，部队在离县城不远的一处乡村，想抓两个恶霸地主，结果人没抓到，就抄了他们家，这两天吃的许多罐头食品和加菜的猪肉就是从他们家抄来的。国民党为了报复，就在我出发参队的当天，在陆城全城实行戒严，抓了我们好几个革命同志的家属并抄了家，其中有我爷爷和五叔以及岐洲同志的哥哥，还封了我们家的布店并扬言要抓我和母亲。中午时分，奶奶跌跌撞撞去到姑婆家告知了爷爷等被抓的消息，并嘱咐我母亲不能回家了。因为当天晚上干爹没有回来——本来说好他把我带到另一交通站交接之后下午就可回来的，大家很不安，猜想我和干爹会否遇到什么不测，或被抓去了？直到第二天下午干爹回到家，说明原委，并说已把我安全送到部队了，大家才把悬了两天的心放了下来。现在，母亲和妹妹成了大问题，有家不能归，又不能长期住在姑婆家，住久了会引起人家怀疑，怎么办？还是姑婆能干，白天把母亲和妹妹藏起来，到了晚上她就带着母亲和妹妹在邻近几个乡村的几个姑姑和朋友家“流窜”，每家住上3-5天就又换另一家，住得最多的是上因姑和高西姑家，另一方面又请地下党积极与部队联系，就这样“流窜”了30多天，终于和部队取得了联系。马安同志（他当时是陆丰地下党的特派员，陆丰人民自卫委员会的主任）指示，把三岁的妹妹想办法托付给人，母亲则由地下交通员送往部队参队。最后确定并征得上因姑同意，把妹妹托付给上因姑，我母亲于1948年9月也参加了游击队。开始做了一段时间民运工作，后来调到总部的秘密营地当物资管理员。

话说回来，我参队的第二天，部队的几位领导在研究对策，因情报说国民党这几天可能派兵前来骚扰进行报复。马安同志的意见是如果敌人胆敢来犯，我们就打他个伏击战，让他们有来无回。当时中队长布署好兵力和伏击的位置，让与会的干部们回去后马上按班排进行动员。会议结束前，马安同志吩咐叶仔去找庶务长把前天在地主家没收的战利品拿一些来招待大家。不一会，只见叶仔和庶务长拿来几罐炼乳罐头和半篮子红糖，又按人头拿来几个口盅，撬开罐头每个口盅都倒上小半缸，再放上一大勺红糖，用筷子搅匀（可不管你怎么搅都搅不匀），我也得到一份，根本就没法入嘴，像浆糊，甜得发苦。这时有人开口了，说：“老地主会享福，这福咱就没法享，简直比屎还难吃。”又有人搭腔了：“比屎还难吃，你吃过屎啊？”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这东西我吃过一次，那是1947年日本投降后，美国人送来很多赈济品，都被国民党贪官拿到市场上去卖，爷爷曾买过一罐，是给五叔（最小的儿子）吃的。有一次放学回家，奶奶给五叔冲了一碗，见她只倒出来一匙然后冲上开水，再搅匀就变成了一杯乳白色清甜可口的牛奶。奶奶见我在旁边也冲了半碗给我喝，真是好喝。可如今根本就无法入口，于是我把这事说了一遍，大家才恍然大悟，庶务长再去煮了一大壶开水，拿来一个大脸盆，把分给各人的炼乳都倒进脸盆里，再对上开水搅匀，果然比刚才好喝多了，但我仍觉得太甜且发苦，因为根本就无需再加红糖，可见真是一帮老土。

第三天，各武装班排已按会议的部署，到进山的几个路口埋伏就位，我和后勤的几个非军事人员在村口等待着胜利的消息。不一会，只见几个武装人员押解两个和我一样大的小孩向村口走来。走近一看我吃了一惊，原来那两个小孩竟是我的同学，那帮武装人员就是我参队那天在路上遇见的江水同志带路去执行紧急任务的人，我百思不得其解，抓人家小孩干什么？后来我才知道，我们抄了老地主的家，他们也抓了我们的人，为了将来和其交换人质，我们便去抓老地主，老地主两次均未抓到，第二次就把两个小孩带来了。这也可以在谈判时增加筹码，但我总觉得抓小孩不地道。不过话也说回来，他们把五叔也抓了，五叔不也还是小孩吗？

部队设伏，一连等了两天不见敌人进来。是情报不准确还是敌人不敢来，不得而知。我参队第五天，爸爸对我说：“你在这里不方便，因为这里是战斗单位，今晚江水同志要回总部去，你随他到总部去分配工作或接受训练。”是晚，我们一行六人（江水、四个警卫人员和我）在江水同志的带领下，夜行昼宿经过两夜的行军，第三天早晨终于到达布格岭下，此时，江水同志像语文老师上课那样对我讲：“布格岭地势险要，是总部大安峒的必经门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凡新参军的青年都先要到总部接受必要的训练，因此，布格岭是他们接受的第一个考验，通过了方能成为光荣的游击队员，你怎么样？”我俏皮地反问他说：“你已经把我引到这个关口，不进关我还有退路吗？”逗得几个警卫员笑了起来，并夸我，“你这个小鬼挺厉害，不愧为马同志的儿子。”抬头看布格岭，山顶云雾缭绕，我们就是要从这云山雾海中穿过去，我心想，这回我可要当一回腾云驾雾的孙悟空了。直到爬到山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了，共爬了五个多钟头，下山就快多了，只用了三个多钟，不到5点我们已到达山下。在半山时我们看到大安峒原来是一个盆地，共坐落十几个村庄，四周有高山包围保护着，是一个理想的革命根据地——自大革命（彭湃时期）开始，国民党、日本鬼共十多次想消灭这块红色根据地，每次来都是抢光、烧光，但是，红色的火种是消灭不息的。这里的房子结构特别，下半截约三分之二是石头垒起来的，用粘土填缝，上三分之一是茅草盖的，反正屋里也没有什么东西，人都上山了，粮食藏起来了，要烧你就烧吧。石头和粘土是越烧越硬越坚固，茅草满山遍野都是，敌人一走，他们又把茅屋搭建起来，敌人是奈何不得的。我们下得山来，只见鸡鸣狗吠，农民们牵牛扛犁收工回家，战士们的歌声嘹亮，孩子们在村头地尾玩耍，一片和平景象。当晚，我和送我们到总部的几个警卫员一起到警卫班的营地（草寮）睡觉。第二天吃过早饭，政治处蓝青同志跟我说分配我到油印室工作，还说，油印室有很多大哥大姐，都是知识分子，有的还是从香港回来参队的，你可以跟他们学到很多东西，问我愿不愿意，当然愿意啊，这还用说吗？于是，蓝青同志让警卫班派了一名战士带我到三里外的邻村——油印室的驻地报到。油印室设在一个祠堂里，里面有很多人，都在忙碌，有的在刻腊板，有的在调印油，有的在印传单、印捷报，警卫员和室主任李仕杰同志交接后回去了。此时李仕杰同志招呼大家：大家先放下手头工作过来一下，我们来新同志了，于是大家围了过来，用新奇的目光打量着我。李主任介绍说，他叫郑受钿，是陆丰地下党把他送到部队来的，他年纪最小，可也是个中学生，陆丰地下党的交通员，我们都要把他当成小弟弟那样爱护他帮助他。他还指定林惠仙同志——从香港回来参队的女同志为我的师傅，专门负责教会我油印室的全套技术，从刻蜡版（用小三角尺刻出统一的仿宋体）、补蜡纸和接拼蜡纸、调印油直至印出油印成品。当时有人细声议论：听刚才警卫员向李主任介绍时说过他是马安同志的儿子，马安同志的儿子怎么会姓郑呢？李主任听到后笑着说：“大家记得前些日子我们印过一张陆丰人民自卫委员会的布告吗？主任郑达忠就是马安同志。啊，原来如此!此时林惠仙同志抢先说，那我给我的徒弟改个名叫马仔吧！大家一致鼓掌，表示同意通过，李仕杰同志补充说，俗名叫马仔学名叫马驹。从此，人们都知道油印室有一个马仔，却不知道有郑受钿，大家的热情使我心里热乎乎的，暗自庆幸自己已经融入这个革命的大家庭。我已经是一名正式的光荣的海陆丰人民自卫队的队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