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二九行动忆述

卢时杰

物换星移，岁月如流。中共陆丰党史大事记中所记载的一九四六年三·二九行动，转眼间，已经过去四十六年了。回首过去，往事依然沥沥如在眼前。陈继明和我两人，是这次张贴标语行动的执行者。继明同志不幸于一九四八年为革命壮烈牺牲了，而我却有幸地活了下来，觉得应该将这次行动具体地记录下来。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党为避免爆发内战，实行和平建国，与国民党进行了长时间的和平谈判，终于签订了“国共双方和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然而，妄图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地里却在加紧进行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仅在东江地区，便调集了十多万军队，对东江纵以进行了残酷的军事围攻，企图消灭这支坚持华南抗战的人民武装力量。另外，在地方上，则加紧进行清查、搜捕我地下党工作人员。白色恐布的气氛，笼罩着南粤大地。张泽深所部的国民党“一八六”师，进驻海陆丰，对海陆丰抗日武装力量，进行疯狂的清剿。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海陆丰也同样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阴谋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清查、搜捕我地下党工作人员，压迫抗日青年自新自首的罪恶行径。当时的中共陆丰东南（尉城）区委负责人，决定乘国民党政府每年纪念黄花岗起义烈士之机，开展一次宣传活动（后来称为三·二九行动）。行动计划出区委书记陈伯强同志亲自部署。

首先是宣传内容和形式。根据当时形势，决定以宣传“双十协定”为主要内容。提出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而宣传形式，则决定采用张贴标语，要求在陆丰县城主要街道及城所，都要贴上标语。记得当时议定的标语内军有：拥护双十协定，实现和平建国；要求团结进步，反对分裂倒退；要民主不要独裁；反对压追抗日青年自新自首等等。全部标语都用色纸手写，下面的落款则是借用群众团体的名义。标语的制作，由陈伯强、林汉英等同志，在东海镇饼街林汉英同志的住处写好待用。

其次是行动时间安排。根据以往国、民党政府每年在纪念黄花岗起义烈士时，总是在三月廿八日先行张贴标语的惯例，决定在三月廿十日凌晨，将我们所写的标语，间插张贴在国民党的标语之间。使不易被过早发现，以求延长标语的宣传时间。不料这年国民党却没有提前张贴标语，于是只好按原定计划，于三月廿九日凌晨，开展张贴标语的行动。

再次是决定执行人员。为使这次行动能严格保守秘密，认为必须挑选政治上可靠，行动上机警的人，而且参加人员不宜过多。据此，认为陈继明和我都是地下党员，并且两人同住在马街尾的一间楼上，那里又没有其他闲杂人员，便于行动，又容易保密，适合负责完成这一任务。三月廿八日晚上，陈继明先将准备好的大捆标语，从林汉英那里移到我们的宿舍，并着手煮好浆糊，备好刷子，待到子夜时份，我们怀着一种神秘感，带着既自豪，而又有些紧张的心情，从宿舍出发，迅速投入了秘密张贴标语的行动之中。当时陈继明端着桨糊和刷子，而我则拿着大捆标语，采用流水作业，互相配合，沿街张贴。当行动至关爷宫看守所时，由于狗吠，引起看守所哨兵的注意，他们连声呼叫并四处张望，但因夜黑，哨兵看不见我们，此时陈继明立即轻步向藏兴街道去，而我拿着许多标语，不易立即转移，情急智生，利用地物，迅速隐身于旗竿墩下，待哨兵转过身时，即转进藏兴街与陈继明汇合。就这样，我们两人多次灵活避开警察和哨兵，从新圩到旧圩，按指定场所，把标语张贴出去。此举一直讲行到凌晨三四点钟时，街上已有零星行人，而我们也已很累了，但还剩下少许标语，没有贴完，此时我们认为已不好再贴下去了，于是便将剩下的带回宿舍，陈继明看到其中还有一张，写的是：“反对压迫抗日青年自新自首”，认为很重要，他叫我把其余的在灶膛里烧了，而他自己却拿着那张标语，再到街上去张贴。完成任务之后，本来已十分疲倦，可是心情却非常兴奋，因而一直睡不着觉。天刚朦朦亮时，王健同志便来到我们住处，询问行动情况，我说剩一些，已在灶膛里烧了。他查看了灶膛，便把那些纸灰用手擦碎，以防敌人搜查时被觉察。

三月廿九日清早，人们看到各处标语，奔走相告，众议纷纷，有的还在标语前围观，甚至还有人传说昨夜有许多游击队进城张贴标语等等。国民党政府在发觉这些标语之后，即四次查问有关群众团体，是否有在街上张贴标语。当他们弄清楚那些标语并非署名单位所为时，便一方面气势汹汹地派军警进行戒严和搜查，另方面派人撕去各处标语，并贴上印有青天白日徽记的新标语，一时间，气氛十分紧张。而我心里认为已经完成了一项特殊任务，感到十分得意，于是便上到街上蹓跶，当时看到国民党当局，气急败坏，如临大敌的样子，而在内心暗自发笑。

由于标语不是印刷品，而是手写的，国民党当局，便怀疑陆丰地下党所为，于是在四月一日，便将他们所怀疑的对象，如中共陆丰县委宣传部长兼东南（附城）区委书记陈伯强同志等七八人逮捕，并随即送往海丰县城，交国民党“一八六”师师部关押。这就是后来所称的“四·一”事件。中共陆丰县委得悉情况后，了解到当局并未抓到这些被捕同志的确凿证据，遂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通过统战关系，动员和组织各界力量进行营救。经过四十多天斗争，被捕同志终于全部获释。事情发生后，陈继明曾对我说：县委认为，在当时形势下，决定开展那样的宣传活动，是不策略的，尤其采用写标语，更易招致敌人怀疑，而作为执行者，勇敢地完成了任务，则应该受到表扬。后来刘志远同志曾几次对我打趣地说：“你这个小卢啊!在三·二九是闯了祸的，闹出了一个“四·一”事件来，不过我们还是表扬了你。”现在刘志远同志也已经作古，而陈伯强陈继明二同志早在战争年代，便为革命壮烈牺牲了。回忆往事，自然地勾起了我对他们的深切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