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桥场春秋

叶良方

汕尾市的制盐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史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粤东沿海已有了渔盐之利。三国时期，东吴置司盐都尉于管辖海丰县的东官郡，都证明了海丰县在那时之前已经开辟了石桥场(现陆丰市碣石镇)。

石桥场，位于海丰县碣石卫(现属陆丰市碣石镇)西门外，是广东省内最古老、最著名的盐场之一。其制盐历史，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唐刘恂的《岭表录异》：“野煎盐，广人煮海其口无限。商人纳榷，计价极微数，内有恩州场、石桥场。”这则资料说明了勤劳智慧的石桥场灶丁(制盐工人)，是我国制盐技术最早的改革者。早在唐代，他们就对古代长期直接煮海水为盐的原始方法进行革新，采用煎卤水为盐的新技术：“但将人力收聚咸池沙，掘地为坑，坑口稀布竹木，铺蓬簟于其上，堆沙。潮来投沙，咸卤淋在坑内。伺候潮退，以火炬照之，气冲火灭，则取卤汁，用竹盘煎之，顷刻而就。”这种“野煎盐”的制盐新技术，能够缩短时间，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是我国制盐史的第一次重要改革和发展。

宋初，石桥场已成为全国著名盐场之一，它与省内其它十三个盐场，每年销售熟盐24000余石，已经有了一定的生产规模，盐税成为主要的财政收入之一。宋《元丰九城志》在海丰条下记有“古龙、石桥二盐场”。南宋淳祐年间，品清湖沿岸的盐田已被开发，现东涌古沟村的盐灶遗迹就是那时留下来的。1958年群众在这里开荒掘开宋坟七穴，塚内有墓志铭，记载有品清地名及盐灶字迹。其时富有改革精神的石桥场灶丁对制盐技术进行了第二次重要的改革，他们改煮卤成盐为晒卤成盐，谓之“晒盐”，或称“生盐”，大幅度地降低了制盐成本。明嘉靖版《海丰县志·物产》云：“盐之品有煎盐(熟盐)，有晒盐。”说明至晚在明嘉靖时期，石桥场已同时采用这两种制盐技术。

宋末元初，石桥场的海盐吸引着福建和广东两省各地的盐商前来贩卖，乘船来往于碣石湾、长沙湾、品清湖一带。《海丰县志》载：“邑东南十里为和丰溶，二十五里为新溶，一望沃野，水道不通，蛋民有东西溪之别，宋师将舟至凿通之，闽广盐商诸舶聚此”。记述了当时大洋船运销石桥场盐包之盛况。

明洪武三年，海丰县盐课税课司设在石桥场。置大使一员，主管全县沿海盐税管理。明正统十一年，石桥场有灶户939户，3902丁，年产盐131l多吨，缴纳税银1713多两。逮明成化年间，号称“吴半县”的海丰豪富吴垣夫拥有近千户灶丁，垄断了石桥场的生产和销售，独家承担了政府的税收。

清顺治二年，苏成率领的红头军占据了石桥场，抽收全县盐税，作为抗清经费。清康熙元年，石桥场为全省二十场栅之一，下辖海甲、小靖诸场，有灶丁947户，盐漏4512余口，场盐发配由商人运销，每年向惠州府盐道缴纳税银1400余两。不久，清廷实施迁界政策，沿海50里内不准居住人户，石桥场灶户全被迁往内地，停止制盐生产。石桥场一带渺无人烟，成为虎狼窟穴。及至复界后，官府才允许石桥场招回灶户258丁，修复荒废的盐漏1992口，但已元气大伤，全年盐税收入仅剩754余两银。直至乾隆初年，石桥场才恢复元气，年产配盐33万包。

民国五年，石桥场、坎白场等建立海陆丰盐税局，是两广盐场最高级的一等盐场，场内风车林立，迎风旋转，蔚为壮观!盐斤行销湖南、江西、香港等5省市，盐产位列全省第一。其时，汕尾港内船只辐集。盐商泰盛堂、裕泰堂、广恒堂、同德堂等将盐包源源不绝地运出。但至抗战时期，盐价大跌，石桥场内堆积的盐山，无法出售，其贱如土。直至解放后，石桥场的制盐历史才翻开新的一页……

饱经沧桑的石桥场作为全市最古老的盐场，浓缩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制盐历史，留下了丰富的盐业文化。《陆丰县志》记载的当地文献有明嘉靖海丰岁贡、湖广教谕黄绅的《石桥场新筑土城记》及山西进士、盐运使冯元方的《丰裕仓碑记》，还有明万历海丰知县叶维荣的《过碣石逢九日》：“三山晓日晴千里，万灶杉云酒一杯”及明嘉靖海丰进士李实的《碣石卫八景》：“南灶云霞波万倾，茯洲浮地浪千层”等诗句，都忠实地记载和歌颂了石桥场的历史沧桑和繁荣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