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村里说“尚书”

梁水良

陆丰西南镇尚书村的村名从何而来？它果真与历史上哪一位尚书有关？

这里遗留的“九厅十八井”神秘“尚书府”为谁人所建？

“五门相对”建筑样式的“尚书楼”，究竟还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盛夏的一天，当笔者从陆丰大安境内横跨螺河的安南大桥由北端走到南端尽头时，一脚便踏进西南镇的尚书村，开始了对这个充满谜团的古村的探访。

“尚书埔”

傍山临河的尚书村，绿树翠竹掩映，一幅岭南水乡的风景画。

尚书村独具山水形胜，河上之景，当数 “双鳄戏水”。

两座小山分列两岸，突入河道，隔桥相望，形似一对相约戏水的鳄鱼。小的逆水而上，大的顺水而下，如一对急着拥抱亲嘴的恋人。

这水中的山，青草浓绿，在风儿的吹动下微微起伏，仿佛是鱼背上的鳍轻轻浮动。

村边自西而南，小山丛列，形态各异，极具象形。有探河饮水的“犀牛山”，有展翅欲飞的“蝶仔山”，有庄重威严的“纱帽山”，有戏水山塘的“虾山”，有一阴一阳的“杯山”，有飞弛骏马背上配着的“马鞍山”……

“犀牛山”是村中的又一处胜景。

位于村西边的犀牛山，状似犀牛探河饮水，“牛头”向着安溪村（兰茶），“牛尾”甩往两军村。“牛头”曲突入河，形成小段河湾，俗称“犀牛潭”，有一小股清泉，一年四季，长流不枯，曰“牛鼻水”。与大安境内安然村的“黄牛潭”隔河相对。

临河峭壁悬崖，高数丈，山势险峻。每当明月初上，倒映河中，月色溶溶，水天一色，引来“犀牛望月照深河”。

犀牛山的东面，有一处山地，状如“蜈蜞”（蚂蝗）吸附在犀牛腿上，“犀牛”与“蜈蜞”，一大一小，惟妙惟肖，让人浮想联翩！

大安与西南两镇，以河为界，地域相邻，文化风俗同根同源，如一对孪生兄弟。至今，若问外出的西南人来自那里，他们大多都会回答说：大安。两镇人交往时都自称“老大安”。尚书村原是大安镇辖地，解放后改村名安书，并一直沿用至今。上世纪七十年代上级政府以螺河为界，将大安一分为二，新设西南镇，尚书村归属西南镇。

尚书村，古称尚书埔。埔者，平缓之山地也。清王之正主编的《陆丰县志》有“大安埔、尚书埔”的地名记述。尚书村地形狭长，由“四角楼”、同（中）村、下寨三个小村落组成，2000多人口，有林、吴、叶三姓，其中以林姓人数最多。

尚书村地名由来，正史野书均不见记述。不过既然冠名“尚书”，当与官居尚书之位的人物有关。究竟与那位“尚书”有关？民间有不同的传说。

一说是源于明朝崇祯年间的礼部给事郎叶高标在此所建的“九厅十八井”尚书府；一说是源于传说曾受南明小朝廷皇帝“口谕封为刑部尚书”的明末举人林耀先所造尚书楼。

昔日的尚书村，地因人显，人因地传；如今的尚书村，外出人员众多，富商巨贾不乏其人。

“尚书第”

村里的“九厅十八井”遗址，为明末崇祯年间叶高标所建，今人称“尚书第”。

叶高标，字自根，号大木，1593年出生于海丰县吉康都螺溪约，即今天的陆河县螺溪镇。明崇祯元年（1628年）戊辰科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初任安徽歙县知县，后历升礼部“左给事中”、“都给事”等职。出仕后，励精图治，吏畏民怀，曾在京掌管全国粮饷。他关心家乡民情，奏减海丰拖欠钱粮，奏筑城“坎下”（今市城区坎下城），置设火炮兵马防守。叶高标在海城所建府第为海丰三大府第之一。

与海城的叶氏府第相比，尚书村的“九厅十八井”鲜为人知。“九厅十八井”是客家人结合北方庭院建筑,适应南方多雨潮湿气候及自然地理特征,采用中轴线对称布局,厅与庭院相结合而构建的大型民居建筑。九厅即指门楼，下、中、上，楼上，楼下，左花，右花，天厅等九个正向大厅；十八井包括五进厅的五井、横屋两直各五井、楼背厅三井。其厅、井布局科学合理,各厅各有功能。上厅供祭祀、族长议事,中厅接官议政,偏厅接客会友,楼厅藏书课子,厢房横屋起居炊沐,家族聚居,集政、经、居、教于一体。

大安古属坊廓都，上承吉康，下连石帆，是客家话和福佬话的交汇之地，螺河穿境而过，是内河船运中转站，唐武德五年置安陆县治于大安环珠寨。客属吉康都尤其是地处螺河源头的螺溪，历史上与位于螺河中游的大安往来密切，今天的大安东七乡叶姓居住的围仔寨和大安墟内的大部分叶姓人家，都是从叶高标的祖居地螺溪搬迁而来。但这些并不能作为当年叶高标在此择地建府的依据。

叶高标为何要在尚书埔建“九厅十八井”？有人说是他看中那里的地理风水。叶高标学识渊博，尤善堪舆，据说他发迹后曾遍择名地，广造阳居阴宅，是海陆丰民间传说中的“风水大师”。

明代是“堪舆学”的鼎盛时期，各种风水书籍纷纷问世，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刘基的《堪舆漫兴》、蒋平阶的《水龙经》、《阳宅指南》、高濂的《相宅要说》、张道宗的《地理全书》、周景一的《山详指迷》、目讲僧师的《地理直指原真》等等，流风所及，身为朝廷大员的叶高标崇尚风水地理也就不足为奇和可信了。

在明代，风水对建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几乎所有的房屋、墓葬都根据风水理论来选定位置，村落选址也往往有风水师参与其间。尚书埔的“风水”究竟有什么奥妙呢？

古人风水观念重要的一点，就是好的地方应该能聚气。“得水之上为上等，以藏风之地为次等。”大体意思是靠山通风、生机盎然的地方总是好的住处，有山水环抱的地段为风水宝地。此外，风水主要的内容是讲究山川形势，把山称为龙，观察山脉的走向、起伏、山源、水源各类性状，这就是风水学上所称的“来龙去脉”。

尚书埔历来被风水学家称为“山环水抱必有气”的理想宝地。上游黄塘嶂“来龙”沿螺河蜿蜒至村结穴，“山龙”旺盛，螺河支流和主干道汇聚村东村北，“水龙”环包，构成“龙行水随，龙停水围”的地理格局。

水口在古代村落的空间结构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古书云：“入山寻水口，登穴看明堂。明堂容万马，水口不通舟”，这是古人寻找人类生存环境的基本要求。水在民间传统文化中被看作“财源”的象征，古人择居选择村落基址，对入水口的“天门”要求不太高，只要有水流出即可，代表“有滚滚财源来”的意思；但对村落出水处的“地门”讲究则相当严格，“地门”必须关锁，财源才不会流失。

尚书村“水口”又是怎样呢？

从村前南面看，筶杯山与马鞍山先后形成阻挡之势，使山塘之水三水合一，折北归入螺河。从村东面河道看，上有大小鳄鱼山，相互交错，把守水口。下有“弯桥头”古桥飞架，关锁河水，不使水口直流漏气。

再从地形学分析，尚书村与两军村、兰茶村三村沿河而立，呈弓箭形，状似“牛担”（农事耕地套在牛脖处的木器具），河水顺着“湾头”冲向对岸，用地理学术语来解释是“攻位于汭 ”，意为河流会合弯曲的地方，河水“攻”于“彼岸”，会给“此岸”带来沙泥堆积，无形中增加陆地面积。今天三个村庄面前大片的田地和沙滩就是最好的事实证明。

“九厅十八井”择址大鳄鱼山西面“鱼腹”处，坐北朝南，东与小鳄鱼山隔河相望（“鳄”，古字为“蛟”，蛟龙的意思），西与犀牛山相对，符合“左青龙右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九厅十八井”枕山面水，背后主峰耸峙，“龙脉”旺盛。左右“护砂（山）”环抱，“明堂”（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南面平畴百里，“虾山”置于其中，既让明堂不致旷渺，又在宅前形成开阔山塘，常年积水。

据说，“九厅十八井”建成后，叶高标本人并未来此居住。至清代，叶的侄女嫁入尚书村–传说曾受南明小朝廷皇帝“口谕封为刑部尚书”的林家。

“尚书楼”

历史总是残缺的，就如眼前的尚书楼，传说中威严气派的城堡，只留下断壁残墙，空旷的残堡，杂草丛生，让人感叹世事的沧桑。凭着老辈人的回忆叙说，记者“复原”了尚书楼的风貌。

尚书楼内方外圆，内外双重城。

内城呈正四方型，楼高三层，楼顶方正，状若“暗宝”（民间一种赌博工具），庄严典雅。峭壁墙，灰沙夯筑，每面均长30米，高7米。碗口大的炮口规则布于墙面。设东、西、南三城门。门高2.5米，宽2米。中置正四方型露天石板天井。城内地面全部由石板铺筑，平坦如砥。北墙内侧正对南门处置林氏宗祠。民居大多为“四点金”传统样式，环城墙内外而筑。城墙外有深2米宽4米的护城河，既可防卫又可排污，无论下多大多长时间的暴雨，一分钟内雨水即可全部排出城外，护城河外还有30米宽的环城道。

圆锥状的外城巍峨壮观，灰沙土夯筑，高8米，墙上分布着石砌倒立三角形枪炮口，墙基用石砖砌成。城北有两座如牛犄角相对，特点鲜明的雕楼，是护卫观察设施。仅有南门，古楼亭式，分二层，上层供祀关羽神像。南门外两侧竖有一对石制旗杆夹。

整座城堡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内外城各为2万平方米。中轴对称，布局均衡，秩序井然。内方外园，造型独特。居家防卫， 两相益彰。城外分设“东街”和“西街”。令人惊奇的是内外南门与民居、宗祠大门五门相对，向对今河东境内的坎钟山。

尚书楼始建于清代，因建造者林耀先举人传说曾得南明皇帝“口谕”授封“刑部尚书”而得此名。后来，又因内城呈正四方型，特点鲜明，被外人称为“四角楼”。

同往的周波老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任陆丰文化局长，曾邀请并陪同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考察过尚书楼。他对该楼的建成年代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回忆说，当年教授考察后认为：该建筑具典型的唐代监狱风格，结合大安历史，当与唐武德五年安陆县的设置有关。

那么，安陆县的“监狱”为何择建于此呢？　周老认为这是当年的统治者综合考虑了地理和自然环境的因素后所做出的决定。“尚书楼”周边自然环境非常险要：东、北两面环水，水面宽阔，水流湍急。西边高300米的“犀牛山”是军事观察点，山下山谷幽深（今拓为水库）。南面是几百亩深不可测的沼泽地，俗称“腩肚”。只要守住犀牛山，“犯人”便无路可逃。他还举例说，1944年，日本侵略军占据陆城，多次洗掠大安，先后二次兵临尚书楼城下，但都不敢进城，逗留片刻便迅速撤离。诚如所言，尚书楼又为安陆县的设置提供了有力的物证。

不过，笔者认为此结论尚有商榷的地方。中国古代的监狱典制除中央一级政权外，是地方官员独揽司法审判权，为方便提审犯人往往把监狱设在衙门附近。安陆县衙所在的环珠寨与“尚书楼”虽然相距不远，但毕竟有螺河阻隔。况且，县衙面积经考证也只不过区区6000平方米，一县狱所又何有如此庞大的规模？

综观安陆撤废后的环珠寨、军寨、扶安寨三处建筑，后来都成为民居村落。尚书楼是否也是如此？唐至清时间跨度达1000余年，不排除当年林家凭着雄厚的财力，在该建筑的基础上重新修茸并扩建成府邸的可能性。然而，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朝代，“尚书楼，五门相对，皇宫起”的现象还是让人迷惑不解。

五门制始自周朝，后为历代皇宫所秉成。所谓五门制，就是在举行大型朝事活动的宫殿庭院前，沿中轴线以五道门及辅助建筑构成四座庭院，作为大朝宫殿前的前导空间。这五道门由内向外依次称为：朝门、宫门、宫城前导门、皇城门和皇城前导门，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五门相对”。宫殿规划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中轴对称。重要建筑从南至北依次排开，布局严谨，秩序井然。这种布局充分体现了封建朝代皇权的至高无上。帝王宫室还遵循“左祖右社”原则。宗庙的空间位置应当在整个王城的东或东南部，社稷坛的空间位置则在西或西南部。尚书楼左右两侧都有祠庙建筑，是否属“左祖右社”难以说清。但无论怎么样，尚书楼作为朝廷官员的府第，已经是严重的“逾制”了。那么，尚书楼的“逾制”又证明了什么呢？难道它真的是一处宫殿吗？

“口谕尚书”的传说

这是一个颇为蹊跷的历史传奇故事。

话说清兴明亡以后，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先后建立了包括福王、鲁王、唐王、桂王等明裔政权，这些短暂存在的政权后来被统称为南明。

1645年，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改福建为福京，福州为天兴府，年号隆武。除福建外，隆武政权的领土还兼有两广、云贵、湖南以及湖北、安徽、江西的一部分。一个政权免不了要开科取士。广东海丰尚书埔（现陆丰西南镇辖）一位姓林名耀先的读书人参加肇庆府科考中式举人，又因考场设在沙坝而被人称为“沙坝举”。

“沙坝举”不惧兵荒马乱，后来还赴“福京”准备参加会试，途经一渡口恰遇隆武帝，隆武受其感动，当即“口谕”封“沙坝举”为“刑部尚书”。当然，朝是不用上了，因为清军旋即攻进福州，小朝廷在清军的隆隆炮声里很快就灰飞烟灭。

1646年12月，朱由榔在肇庆称帝，建立了南明最后一个政权。国号永历。郑成功在福建阻止其父降清不成后，在台湾毅然举旗抗清复明。这一时期地处海隅的海陆丰成了“郑家军”与清廷官兵“拉锯战”的战场。为切断对“郑家军”的物资供应，清廷对东南沿海下达了“迁界令”，强迫沿海人民内迁30至50里，制造沿海无人区。原已降清守碣石卫城的明朝将领苏成、苏利不满清政府的“迁界令”，起兵抗清，为抗击清军围剿，以坎钟山为大本营，东控碣石卫城，西连大德港，在海陆丰多处建立营寨炮台。

地处北部的大安成了苏军的战略腹地，境内博联村附近有“苏军”军田–苏厝洋，有苏姓人居住过的村庄——平地（该村因抗清复明而遭清军夷为平地，故名）。

清代，尚书村有“林举吴贡”，一文一武。传说吴姓十八壮士，个个武艺高强，手执长柄镰刀，多次护送林耀先渡河到对岸的大安墟与“苏军”头目商议军情，可见彼此关系之密切。

“沙坝举”独特人生经历和所处的时代，注定了他具有浓厚的“明王朝情结”。

康熙壬午年（1702年），林耀先的儿子林符玉考中举人（《陆丰县志》有载），迎娶明朝叶高标侄女为妻，林家遂建造尚书楼以示纪念，这些究竟是否暗示着“明朝情结”？

翻开中国的历史，人们见惯了朝代更替所带来的杀戮，前朝文人士绅，往往被当权者作为“前朝遗孽”而成刀下鬼，只有逃遁藏匿才得以保命，林耀先作为南明“遗老”，为何敢如此张扬？

其实这与清初统治者的政策走向有关。清兵入关，顺治年幼，辅臣鳌拜专权，对汉人采取歧视镇压的做法，东南沿海人民纷纷起兵反抗，特别是海陆丰人民，不服清廷统治，不使用清廷年。康熙掌权，灭鳌拜、平三藩之后，将注意力转移到收复台湾上来，在政策层面做了调整，为收复人心，颁旨天下：只要归顺清廷，既往不咎，前朝旧吏保留原有官位，生员士子可以不参加科举入仕。百姓不用剃发留辨，可以穿戴旧有服饰，保留原有生活风俗。

在清廷的多重围剿下，盘踞在台湾的郑氏小王朝苟延残喘，频频到广东沿海抢掠，失去了民心，在清廷的顺势而变下，林耀先的转变是必然的。

《汕尾历代进士举人贡生录》载：“据守海丰的南明永历政权参将薛进中军黄熊等向碣石、砂陂等抽租作饷，劫家打舍，民不聊生；林耀先联络大安数十寨防守防御，庶人物得以安宁无险。”

林耀先立场的转变必然受到“苏军”的报复，据天险守地利的尚书楼林家多次击退“苏军”的骚扰。一次，探知城内没有水井的“苏军”，仗着兵员众多，一连40多天，围而不攻，妄图用断水的方法迫使城内人就范。危急关头，“举人奶”命人将蚊帐浸尿，然后高挂在城楼上，“苏军”误以为城内另有取水渠道，无奈撤兵。这便是流传至今的“举人奶蚊帐湿尿退苏贼”的故事。

林耀先对南明政权的反戈一击自然博得清廷的欢心。于是，南明的“沙坝举”成了大清的“举人爷”（墓碑有“待赐顺治乡进士”的记述），南明隆武帝“口谕”授封的“刑部尚书”终于出任大清朝的东莞县正儒。据传，林耀先任上颇有实绩，还受到清廷的表扬。

所谓“乱世出英雄”，特殊的年代造就了林耀先的赫赫声名，尽管南明举人的烙印，让清代海陆丰县志对其科举身分均不记载，但清乾隆十年《陆丰县志》对其功绩却不敢遗漏：“林愧于，字耀先，明末孝廉，多才略，时当兵燹盗贼蜂起，身率乡勇，为三十六约长，竭力捍御，建堡卫寨，效戚南塘边楼式楼屋，周围穿井，于下可备守御，至今屹然，子#登康熙壬午乡荐。”

林耀先死后归葬村西边的“蝶仔山”，墓上塑有清朝戴顶官帽，墓向正对东方，地名曰“狮仔弄球”。遗有轿抬二根，轿封一面。

林耀先的故事扑朔迷离，其旧时的显赫至今仍是当地老一辈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清代至民国，螺河上达河口下至东海迎仙桥所有经往船只都须向林家缴纳“河税”。大安堀仔尾古码头为林家所建，至今仍存有碑记。每年的端五节，尚书村人都要组织人马在螺河里划“皇宫船”以宣示声威。清时统治阶级为分化控制海陆丰人民，将各地村庄交错划分为乌旗或红旗乡，挑起械斗，为害甚烈，流毒甚深。唯独尚书村可以保持中立，林家人把黄旗插在村外山头，充当和事佬的角色，等等，这些是否也是当年清廷与林家所达成的政治“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