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仁祠里挽忠魂

谢翰州

据《清实录》记载，康熙帝曾这样评述过广东巡抚王来任：品行贪劣，人民甚为受累。然而，自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后，广东沿海一带居民多为广东巡抚王来任、两广总督周有德建纪念祠，且纪念祠的名称各异，广州番禺的称“报恩祠”，深圳宝安的称“王大中承祠”，潮汕地区称“王公祠”，海陆丰则称“双仁祠”。另据乾隆本《陆丰县志》载：“双仁祠一在碣石卫城外，一在甲子所城。”其实，历史上，陆丰不仅甲子、碣石建有双仁祠，东海、湖东、南塘也先后建过双仁祠。但东海、碣石、湖东、南塘的双仁祠，后又祀上另一位清朝官员，故民间又称为“三忠祠”。湖东的三忠祠，当地老百姓还认为再祀的这位清朝官员是“李尚书”。据民国初年本邑乡贤黄墨园的《陆丰乡土志》载：“双仁祠内祀入‘钦差’，与王来任、周有德合称‘三忠’，匾曰双仁祠”。可见，“李尚书”之说乃湖东百姓误传而已。不过，甲子双仁祠却没有祀入“钦差”，直至清嘉庆六年（1801年），惠州知府伊秉绶来甲子，将明朝抗倭御寇守卫甲子而为国捐躯的四位将军祀入双仁祠内，成为“四君子之从祠”。那么，从清康熙年间起，广东各地沿海一带为什么要建这么多王来任、周有德的纪念祠？康熙帝对王来任的评价与民众对王来任的尊崇大径相庭，缘出何故？几年来，笔者带着凝惑，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多方对双仁祠的缘起进行调查考证，对双仁祠所承载的清初全国沿海“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了进一步了解，现撰写成此文，敬请各位方家指正。

一、清初实行“禁海”和“迁界”政策的缘起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克北京，推翻了明王朝。驻守山海关的明朝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于是甲申定鼎，燕京改元。其时，在南方的明朝遗臣为抗清复明，先后拥立诸王建立弘光政权、鲁王政权、隆武政权、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这些政权均是昙花一现，相继被清军消灭。存在较久者为永历政权，坚持抗清15年，至顺治十八年（1661）灭亡。清初，这些明朝诸王建立的政权，史称南明。

早在清顺治二年（1645年），明朝遗将福建总兵郑芝龙及其子郑成功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南明隆武政权。翌年，隆武政权被清兵所灭。郑成功阻其父降清不成，遂起兵抗清，与在广东的南明永历政权取得联系，移师南澳。后以金门、厦门为根据地，势力扩展到广东的潮州，惠州的甲子、碣石（现陆丰市辖）沿海一带。他率领海上的义军又与张煌言（明朝将领）的部队联合进攻广东、福建等地的清军。清朝统治者认为，郑成功这股抗清势力，如果没有沿海的“奸民商贩”暗中资助，就会很快待毙。于是，清朝政府为了切断给郑成功的供应来源，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颁布了“禁海令”，即禁止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天津等地的商民船只出海贸易和禁止外国商船来华贸易。但是，清廷厉行“海禁”后，郑成功仍遣商人潜入内地进行贸易，换取部队的必需物品。顺治十六年（1659年），又大举北上，从长江口直入攻打南京。清廷为了尽快消灭这支队伍，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发布了“迁界令”。命令从山东至广东沿海居民内迁50里，于是，沿海人民便开始遭受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特大劫难。

二、“迁界”经过及沿海人民的抗迁斗争

清政府从康熙元年（1662年）三月至二年八月，前后3次派官员到海丰（含陆丰）勘定边界及督办迁界。所谓“迁界”，就是强迫沿海居民迁入内地，制造沿海无人区。康熙元年（1662年）三月，清廷勒令广东沿海的居民内迁50里，沿海各县筑小堤为界，从内陆至海边50里的沿海地区称为“界外”，迁出居民，只准居民在界内活动，不得走出界外。据史书记载，首次迁界只限3天，一些来不及迁或一时不愿意迁走的边民，惨遭残酷的屠杀；一些仓惶逃走的，栖野露宿，生计无门，有的捐妻鬻子，有的合家饮毒投河，惨不忍睹。但在海丰（含陆丰），当时已接受清廷招抚的碣石镇总兵苏利（民间称苏阿六，一说甲子人，一说南塘人，一说碣石人）及其部下，不忍心父老乡亲流离失所，暗中与清廷抗争，阻止迁界，从而使甲子、湖东、碣石、汕尾等地沿海居民迟迟未迁。

康熙三年（1664年）五月，清廷以迁民潜出界外捕鱼、晒盐和通商舶为由，又下令再内迁30里。迁界令中限定海丰（含陆丰）界限，从惠来与海丰县交界的吊旗山，至归善（今惠东）老熊坑止。被定为界外的房屋一律拆毁，居民迁入界内，搭寮居住，不准捕鱼、晒盐、耕田，越界者立斩。并筑墩台、立栏栅，派重兵防守（今在东海、博美等地还有墩台可见）。

清廷野蛮残暴的迁界政策，激起了广东沿海人民的强烈反抗。先是番禺县渔民首领周玉、李荣率领渔民于康熙二年（1663年）十一月起义，义军曾攻下县城，不久被清军镇压，起义失败。随后碣石镇总兵苏利也举起了抗迁的义旗。苏利的起义惊动了清廷。康熙三年（1664年）八月，清廷命驻广州的平南王尚可喜、驻潮州的广东镇海将军王国光，以及两广总督、提督调集大批官兵两路进剿碣石卫。同年八月十二日，苏利率领的义军1万多人在现陆丰南塘一带与清兵展开了惨烈的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苏利战死阵亡，副将陈耀投降（陈耀后被清廷授予碣石总兵），起义失败。

苏利死后，海丰（含陆丰）沿海居民失去了依靠，在清廷下令第二次迁界4个月后，不得不内迁30里（实际上第一次内迁50里没有执行）。据康熙四年（1665年）甲子人范可楷著述的《石帆纪略》载，甲子居民主要迁往大坪、龙潭、古寨等处；另据传，白沙至乌坎一带则迁往陂洋；湖东、碣石居民也同时进行内迁。

迁界后，“百姓庐室荡废，露处于荒郊，屋宇被毁，哀鸿遍野”，“居民由于生活所迫，年迈父母莫能顾，幼稚儿女失持携，骨肉分离，哭声震地，饿殍遍原，不堪听闻”。渔业、农业、盐业等生产停顿，经济、教育、文化等一蹶不振，人民反抗斗争不断。一些有良知的官员目睹迁民的惨状，纷纷上疏，奏请复界。本邑大安进士黄易上《奏开界疏》，称迁界后果是：“捐国家数千里之疆而弃为荒徼，委朝廷千万生灵而听其流亡。”广东巡抚王来任、两广总督周有德极力奏请复界。终于在人民的反抗和各级官员上疏奏请复界的呼声中，清廷于康熙八年（1669年）一月特旨康熙三年（1664年）的迁界地区恢复原藉，“展界设防”，海陆丰属展界之列。但康熙元年（1662年）的迁界尚属界外禁区。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平定台湾后，才宣布废止“迁界令”。而广东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才正式公布通知迁民全部恢复原藉。历时23年的迁界政策，至此才告结束。

纵观海丰（含陆丰）迁界，因苏利起义，不仅拖延了3年8个月，而且提前了17年全部复界。可见在广东两次大迁界，计28个州县，20多个卫所，数百万人口所遭遇的苦难历程中，海丰（含陆丰）迁民是不幸中的万幸（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原因，几百年来，海陆丰地区没有建一处纪念苏利的祠庙）。

三、王来任、周有德力陈展界功垂青史

在康熙初年实行迁界政策后，广东历任总督、巡抚中，为官者多以民生为重，力奏展界，还民资生。而最得民心的当数广东巡抚王来任及两广总督周有德，其功德也永垂青史。

王来任，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八日，从湖北郧阳抚治升为广东巡抚。到任后，目睹官场政局的腐败，军纪的松弛，“夫役、派船、采购、私抽、攀害、擅杀”等六大害，危害广东百姓。于康熙五年（1666年）七月三日至九日连续四次上疏奏请勒石永行禁革。康熙六年（1667年）粤东旱灾严重，六月二十四日，疏“请免粤东无征杂税四千有奇，以苏民困”，部议不准，后得康熙帝特允。十月二日上疏靖南王移镇福建时所欠民船雇银，应发还于民，似此为民请命者多宗。然受朝中奸臣排挤，王来任违心于当年十一月十八日与两广总督卢兴祖一起向清廷自陈不职，既而被革职。王来任被革职后，身患重病。康熙六年（1667年）十二月十七日，清廷升山东巡抚周有德为两广总督，内国史学士刘秉权为广东巡抚。王来任虽被革职，但至死不亡沿海人民的苦难。康熙七年（1668年）正月十三日，王来任弥留之际（时间见《潮州志》），眼前又浮现了巡视广东海滨时，流离颠沛、陈尸遍野的惨景，遂遗书奏裁粤东兵及展复迁界（疏本见番禺报恩祠石刻碑记），并叹说“此衷未尽”，便含愤去世。据《潮州志》引《台湾外纪》载，康熙帝当年阅到王来任的遗疏后，动起恻隐之心，深知迁界给边民造成流亡之苦。

康熙七年（1668年）十一月十三日周有德继王来任遗疏后再次上疏“广东沿海迁民久失主业，今海口设兵防守，应速行安插，复其故业”。兵部复议得旨：“着都统特晋等与该藩总督、巡抚、提督会同，一面设兵防守，一面安插迁民，毋误农时，致民生失所。”于是，周有德便奉旨会同都统特晋、副都统鲁某、户部侍郎雷某、平南王尚可喜、巡抚刘秉权、提督杨遇明，于康熙八年（1669年）二月（此时间为《潮州志》载，《惠州府志》载为康熙七年八月展界，可能有误，因康熙七年八月周有德还未奉旨展界），带兵一万七千人由惠州的碣石、甲子（今陆丰市辖）到揭阳巡勘。两广总督周有德、都统特晋看到边民执香跪迎，栖所无着，衣衫蓝褛，不禁潸然泪下。即令士兵拔去河溪栏栅，还民采捕资生，又同意近界之外准出开垦耕种，并立即奏疏目睹情形，康熙帝允许周有德的做法。其时，海丰（含陆丰）迁民全部得到复界，恢复原藉。至于周有德于康熙九年（1670年）疏请回旗守制；十四年，平西王吴三桂反，授四川总督，大败吴三桂将领吴之茂、彭时享于广元，同年又讨伐王辅臣；十八年调云贵总督，师克汉中，因旧病复发，留住常德，十九年卒，此是后话。

四、以史为鉴 启迪后人

康熙七年（1668年）初，王来任临终前立下遗疏，疏文不阿《陈情表》和《出师表》。文中自称一介庸流，得蒙皇恩，从陨阳抚治升至广东巡抚，在粤数年，关注民生，为官不敢怠慢，无奈病入膏肓，受恩未报，尤不瞑目。上虽有八旬之母，下有无知之孤，均不足念。接着提出要裁减广东兵，广东沿海要迅速展界，要撤掉香山模石矶等治理广东的三条策略。最后还说“以上三事诸臣之所忌讳，臣属弥留之际，毫无所私，诚从身任地方，目击情形为此，不得不泣血遗言，虽生不能报国，死犹可以无憾也。伏乞皇上饬部议复施行”。民间传说王来任写完遗疏后吞金自杀。史实是否如此，无从考证。但王来任在粤几年，为广东沿海展界冒死陈书和开仓赈济百姓，深得广东人民的信赖和称颂，确是史实。然而在封建社会里，中央集权的专制，官场的利益斗争，使王来任这位清官死后也蒙受不白之冤。据《清实录》记载，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七月十一日内阁学士席柱到广东、福建展界后回京复命。康熙帝问席柱广东督抚如何？席柱回答说，据广东人民反映，吴兴祚、李士祯较优。康熙帝接着说刘秉权也可以，但卢兴祖、王来任“品行贪劣，人民甚为受累”。从以上史料记载可见王来任遗疏中的预言“诸臣忌讳”千真万确。王来任死后，显然有许多官员为沿海展界争报功劳，必向康熙帝上奏王来任为官品行贪劣，不然康熙帝怎么会对王来任这样评价呢？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要想做一名清官好官是多么不易啊，难怪古人发出“伴君如伴虎”的感慨。从历史客观事实上看，王来任如果在广东为官贪劣，人民受其累，为什么他死后，广东沿海百姓为他建了那么多的纪念祠呢？其实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历史好歹是人民写的，为官者忠奸善恶，老百姓心里明白。王来任在广东为官必得民心，民戴其德，死后才能得到广东沿海人民的爱戴和纪念。这是一个不容置否的历史事实。今天，我市甲子镇和湖东镇老百姓已将纪念王来任、周有德的双仁祠修葺一新，为后人瞻仰，并告诫人们，历史的典训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论是哪朝哪代，能当清官廉官者，老百姓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参考资料：

《清实录》、《简明广东史》、《广东通志》、《惠州府志》、《潮州府志》、《海丰县志》、《陆丰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