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三十六证”年代

凌弘

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有过购用食品、副食品、日常用品需要票（证）的年代，人们常说是“三十六证”年代，以形容票证之多，简言之是：物资紧缺年代。

回首当年，1953年，我们国家学习苏联的经验，说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规定私人不得经营粮食购销业务，由国营粮食部门统一经营粮食购销业务，对农民生产的粮食实行定口粮，定收购任务；对城镇工人、干部、居民等，实行粮食定量供应，每人月供应大米少则如小孩10至15斤，多则如重体力劳动者45斤不等。陆丰各机关、学校工作人员率先执行粮食定量供应，起初，原则上以每人天0.75市两至0.875市两逐月分配供应。1954年12月15日，陆丰各墟镇非农业人口开始全面实施凭证购粮，由县粮食局印发“陆丰县固定人口购粮证明”（后改用粮薄），在县内定点供应。1955年全县农业人口人均月口粮（原粮、主杂粮）15公斤,城镇人口人均月供粮（大米）19市斤。实行定量供应粮食后，机关干部下乡使用“临时饭票”，“临时饭票”限县内流通使用。流动人口初时饮食业未收粮票，以后因粮食紧张，饮食业也要收粮票。于是，1955年10月，国家统一印发了“流通粮票”，分全国、省两级两类粮票，面额有一两、半斤、一斤、五斤、十斤五种，这就是三十六证中的第一证（票）。

1954年9月15日，国家宣布实行“棉布统购统销”政策，城乡居民用布均实行计划供应，人们购衣服要交布票。从而，国家统一印发布票，面额分一寸、五寸、一尺、五尺、一丈等几种，这就是三十六证中的第二证（票）。1955年，县政府内设棉布统购统销办公室，负责布证的发放工作。陆丰第一次发放的布证定量是：国家干部每人年定量36市尺（折合12米），城镇居民年定量30市尺（折合10米），农业人口年定量24市尺（折合8米）。其后，由于棉布供应紧缺，布证定量减少。

在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1954年，食油正式列为国家统购统销商品。是年6月，全县油脂加工业收归油脂公司统一管理。1957年，撤销油脂公司，并入县粮食局。同年印发了食用油票，凭证购油。

大跃进时期，猪肉供应紧张，便开始实行猪肉供应证（票）。接着 ， 食糖供应紧张，又实行食糖供应证（票）。后来，因为海产品出口多了，供应也紧张了，便有了鱼类供应证。期间，粮（按工种、年龄定量不等）、布（每人年一丈二尺），油（每人月由一斤降到四两）、肉（每人月由三斤降到一斤）、糖（每人月由一斤降到四两）、鱼（每人月由三斤降为半斤），这六项，是按人定量发票的，购买时常常排长龙，十分麻烦。

此外，因为副食品、日用品全面供不应求，从而先后便有了所谓“按需批条供应”的化肥证、磷肥证、鸡票、蛋票、香烟票、肥皂票、火柴票、胶鞋票、人字拖鞋票、煤炭票、煤油票、汽油票、木材票……，并出现许多“走后门、批条子”供应的。如自行车、洋参、高丽参、海马、冬虫草，甚至有米糠、米碎、绿豆、花生饼麸肥、油茶饼麸等等，五花八门的供应票证或批条子供应。

总的来说，物资紧张大概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60年前后三四年：第二阶段是七十年代十年左右。

因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一来因浮夸风吹大炮，放“粮食卫星”，说水稻亩产达到几万斤、十几万斤，错估形势，全面“放开肚皮吃饭”，大大吃了过头粮；二者因自然灾害，粮食大减产，加上实行“左”的政策，取消自留地，不准农户私自养猪、养三鸟（鸡鹅鸭）等，副食品大大减少。因而出现主食品和副食品十分紧张。据我所知，陆丰河田公社（现陆河县河田镇）黄沙坑村，当时死母猪肉，每斤卖13元。

记得1959年，陆丰曾有一段机关干部粮食（大米）定量每人月才15斤。那时，许多人吃不饱，甚至出现水肿病、“非正常死亡”。据悉，县委副书记王克敬，下乡到古寨大队与农民“三同”，因吃不饱患了水肿病；县委委员、粮食局长吴文荣，下乡到河田河东大队与农民“三同”，也因吃不饱患了水肿病。可见，当时党的干部是多么自觉执行政策，遵守纪律，不搞特殊化的呀！还记得，当年有位副部长事先知道买内衣要收布票的公文，而私自先到商店购了两件内衣自用，因而受到党纪处分，也可见，当年党的纪律是多么严明啊！

同时，因为副食品紧张，也出现一些笑话。因为当时对病号可予照顾，有凡患肺病每月可照顾二斤肉票、患肝病每月可照顾二斤白糖证等规定。据悉，有位教师自称胸痛，擅自在背部贴了一块膏药，希望医生在照X光检查时，胸部呈现阴影，而以患肺病给予证明，以得到照顾二斤肉票，事发后成了大笑话；也有的机关干部，自称肝部疼痛难堪，希望医生证明他患了肝病，以得到二斤白糖供应证，因骗不了医生，而损了名声。

后来，广大农村停办公共食堂，又采取实行恢复自留地，鼓励开荒种植五边地，允许副食品开放自由市场等措施，经过三四年调整恢复，从1964年开始，副食品生产多了，形势便开始好转。广汕公路上，经过陆丰县城的司机、乘客，常在陆城停下来，采购副食品回去，陆丰成了副食品市场形势大好的地方。

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力批判“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路线，广泛搞减少或收回自留地，不准私人开荒，规定农户养鸡不准超过五只、鸭鹅不准超过三只，禁止开放自由市场，还搞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使副食品生产大大减少，加上农业集体生产又搞不好，大概从1970年开始至改革开放前夕，物资紧张得很，而且延续十年左右，群众苦不堪言。据悉，有个怀孕的妇女，排队买鱼，站了半天，凭鱼证才买到三斤巴浪鱼，回到家就昏倒了，差点流产。

由于物资紧缺，样样要凭票证供应，定量又很少，所以，就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走后门、搞特殊化现象；也有你有权批猪肉，我有权批香烟之类的“以证换证”或偷卖票证、贩卖票证等歪门邪道出现。常听人们天真地说：一个人要生四个孩子才成，其中一个在粮食部门、一个在食品部门、一个在水产部门、一个在纱布部门，方可不愁吃穿用。

改革开放后，实行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粮食生产上去了，农副产品发展了，广大农民已解决了温饱大问题，轻、重工业发展快速，商品品种齐全，出现了物资丰富，流通快捷，市场繁荣，要买什么，应有尽有的大好形势，这样就彻底告别了“三十六证”年代。现在，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正朝着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