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丰“反右”斗争的回顾

官蔚成

1957年4月中央发出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陆丰县至6月才开始大鸣大放。从农村到城镇；从学校到机关，分期分批按上级指示进行，直到1958年1月，鸣放才告结束。

1958年1月23日，陆丰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开展“反右”斗争。3月17日，全县机关开展以“反右”为中心结合“反地方主义”的“双反”运动。而中小学因“反右”未达标，1958年春节后（2月）又进行“反右”补课。“反右”斗争战役结束，全县划为“右派分子”（部分是极右）的共计265名。其中机关干部101名，中小学教师137名，工商联27名。

关于“右派”的划定，其实早在审干与肃反过程中已摸了靶子。从个人历史、家庭出身、平时言论等拟定初步对象，然后结合鸣放的材料及群众的所谓“检举”，由核心领导小组发动批斗，而根据批斗会材料综合定案。其实，只要有一个人“揭发”、一个人“证实”，不管挨斗者是否承认，都无限上纲上线，统统入帐。挨斗者在响亮的口号声中低头，群情“激昂”时，也有拧耳朵、打耳光、坐“喷汽式飞机”等。对此，中小学教师的“反右”较之机关单位的“反右”更为惨烈。在签字画押戴帽时，有的挨斗者死不认案。但你不承认也照样定案。而若干想当运动“左”派的，更不少夹私报复，或无中生有，甚至唾沫横飞拳脚交加……

在陆丰教师队伍的“反右”来说，陆丰县东风小学可谓是重点“灾区”之一。当时该校教师30多名，却划了5名“右派分子”。其中3名属“极右”，春节后补课又加2名普通“右派”。这5名“右派”，除1名是副教导主任外，其余都是6年级组的教师。应该说，划“右”的都是能说会写教学能力强的教学骨干，而且备受学生及学生家长尊重的。姓谢的副教导主任，业务能力强，不满于长期当副手（正职是总务的角色）。因而，牢骚怪话多，“右派”挂上了。那3名打为“极右”的，都是在1952年教师整队时的重点对象，其中1名去过台湾念书，解放前夕才返陆丰参加革命；1名是同胞亲人居留台湾；另1名是家庭出身官僚地主，而平时牢骚怪话颇多。也可以说，他们都是肃反、审干的重点对象。总之，社会关系尤其是海外关系，历史有关节以及家庭成份不好的，就成了划“右”的客观依据，其次才是“言论”。而补课的一位姓黄的教师，却因历史上参加了国民党，尽管他谨小慎微，没什么鸣放言论，结果也在劫难逃。总之，东风小学教师划“右”的百分比，并不亚于陆丰县最高学府的龙山中学，龙山中学才划了7个“右派”……

对于“右派”的处理，分为五个等级，一等是开除公职遣送劳动教养；二等是回家自谋生活，社会监督；三等是降职、降级、降薪留队。四、五等的属于对高校学生的处理。其实，劳动教养是当年为处理“右派”才出台的新科罚。说是行政处分，不属有前科，实质上是一种新的专政手段。

陆丰县“右派”的处理，第二等的较多，第一、第三等较少。从机关单位的“右派”来说，大都送往农场、林场、畜牧场监督劳动。陆丰“右派”第一等处理的分批遣送劳改场劳动改造，第一批押送博罗县水铲填劳改场、后转惠州黄严劳改场或三水、乐昌劳改场等，第二批的遣送青海劳改场。其实所谓“劳教”是强制性的，与劳改犯人同样在枪杆子底下劳动，劳动类别有异，却以体力劳动为主，正所谓“脱胎换骨”。劳教没有公开宣布时间，后来政策下达，一律为三年。1962年，少数所谓表现不好的还延长多一年才解除劳教。陆丰县东风小学副教导主任，本来是第二等处理的，他竟主动要求参与劳教，希望早日解决问题。不料，后来在乐昌劳教时因病死亡了……

在陆丰“反右”斗争，后来传为“佳话”的是，工商联领导起初找不到“右派”对象，在会议上受到有关领导的批评。后来，一位平时喜欢说笑的老板叫连XX。看到领导愁眉苦脸，定不下“对象”，便主动说：“我带个头，第一名“右派”就让我当吧！……”其实，文化低，政治警觉也不高的连先生，又何尝知道“右派”当上了的“滋味”！

第二等处理回家自谋生活，社会监督的“右派”，也并不比在劳改场劳动教养“轻松”，从精神的刺激来说是更狠的。东海镇有一位姓连的教师“右派”，由于他解放前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这个历史问题1952年整队挨了批斗。后来，他曾不无感慨地说：“我这个“三青团”的帽子，恐怕非戴入棺材不可……”这个“言论”也就使他打成“右派”。他想不到回家监督改造，竟每天要挂“右派分子连XX”的牌子去打扫街巷。他扫了一天街巷，那晚趁填房的小姨子和刚满月的孩子睡熟时，便悄悄地悬梁自杀了。“士可杀而不辱”的这出悲剧，令人扼腕！

1961年9月下旬，陆丰县成立“右派分子”教育改造办公室，经过2个月的复查，结果给60名机关的“右派分子”摘帽。因为他们集中农场、林场或畜牧场，有专门监督。至于分散回家自谋生活，而受社会监督的“右派”摘帽是少而又少的。

1978年5月24日，陆丰县委统战部发出“关于右派摘帽的通知”，各公社成立“右派分子摘帽领导小组”，全面开展“右派”摘帽工作，经复查落实，全县原有265名“右派分子”，（含“右派”改正工作前已调出本县的10名）中，确定给予改正的264名，1人不予改正。

上面所述的“1人不予改正”，他自然不属“章罗”一类的人物。原来，这个人就是原陆丰县龙山中学的闻名教师陈耀汉。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期，他被枪毙了。陈老师为什么落得如此下场？迄今这个“右”祸之谜并未揭开，尤其是若干关注这个政治历史事件的当年他教过的学生们……

记忆犹新，“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就是“大跃进”、“公社化”后期，沿海地区出现了一股逃港风潮，广大渔民和若干想摆脱“现实”的“另类”子女，向往香港生活。这时，陈耀汉老师和几位尚未摘“右”的干部仍在湖陂农场监督改造，他秘密地委托棋子乡和甲子镇几个学生为之找寻出路。但迟迟未能出逃。在对客观形势认识产生麻痹之下，陈老师思念港台亲人之情难抑，也就放松警惕，发信给香港亲戚，诉述心中的愁苦。信是用他的族号署名的，由农场姓林的拖拉机手代为投向海丰可塘邮箱。不料，信为海关截获，转给国家安全机关。通过摄影存档，仍将信件寄出。分明是香港亲戚把信代转台湾亲人，对方复信又转寄内地。此中信件自然落入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于海丰查无嫌疑人，就转陆丰县军管会。于是，水落石出，经汕头地区鉴别笔迹后，作案者便被拘捕了。谁知，陈老师在审讯过程中，却抵赖拒不认案。1969年冬，陈耀汉便作为现行反革命罪犯被宣判死刑后，立即押赴刑场。

令人思考的是，尽管死刑犯被三位刑警推搡着脚不踏地，但他却一直喊：“我没有反动，我不是反革命！”从解放后枪决的死刑犯来说，押赴刑场如此高喊口号的绝无仅有。当时，尾随行刑队伍的观众越来越多，刑场上众目睽睽，死刑犯竟不愿下跪，挣扎着跳来蹦去。后来行刑队长对其腿部开了一枪，罪犯才倒下去……行刑队伍撤出现场之后，观众依旧哑然无声，血泊中的死者却双眼圆睁，直望青天。认识陈老师的观众，无不心中困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陈老师不是打成“右派”遣送劳教么？……难道他真的罪大恶极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一个“极右分子”又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如此下场自不在话下，不过，“为什么？”这个谜却一直令人难以释怀……胡耀邦任中组部长时指示：“只要是冤假错案，也不管谁批准的，一律平反！”然而，这位陈老师死于非正常一案，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才听陆丰市人民法院复查庭李XX庭长谈及。他说：关于陆丰龙山教师陈耀汉一案，我亲自复查。我到过他的故乡化州县。当地有关部门证明，其家庭成份不是官僚地主，而是破落地主。父亲任过县级以下的旧官吏，1939年便给毒蛇咬死。母亲不是土改时枪决，而是病故，家庭没什么血债、民愤。详细查阅案卷，所谓“报道我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企图向台湾特敌搭线”，未见任何凭证。向海外发出信件上也只属叙述身世的愁苦及对海外亲人的思念，而海外复信也只是寥寥安慰之语与思念之情而已。所以，经再三研究认为，“现行反革命”应予否定，经领导批准，给予平反！”但遗憾的是这位才42岁的复旦大学研究生；这位对现代文学颇有造谐的高中语文教师；这位曾经受不少学生及家长尊重的大知识分子，再也不能复生了！

陆丰县摘掉右派帽子办公室的落实工作近于尾声时，忽然，仍有一位须发蓬乱形容枯搞的老头，登门也要求摘“右”安置工作。然而，主任林启菲查阅陆丰县反“右”的花名册，265名中却没有叫黄X枢的。对方备述了当年在哪教书，在哪挨“反右”批斗……并痛切地诉述20多年来回乡下一直被专政的情况。为此，“摘帽办”到大安镇核查，并找到当年参加“反右”的文教助理及其所在单位的校长等，一致证实黄老师果然是斗后戴帽的“右派”。不过，他当时死不签字画押。最后，林主任又翻阅了“反右档案”，才发现大安镇反右领导小组上报黄老师的材料上，县反右办公室有了批语并加上印鉴。原来是教师“反右”百分比已经满额，补课的黄X枢不予批准戴“右”了。对此，“摘帽办”开会研究后，对又来上访的黄X枢老师说：“经调查属实，你这是“反右”的历史后遗症……”由于你当时不承认自己是“右派”，而县又不批准戴帽。所以，经请示上级，答复是按实事求是办事。那么，我们认为，补救的办法是：你填表承认是“右派”，我们加上说明存档，然后再填表摘帽、改正……

“唉！我根本就不足当“右派”，所以挨批斗我拒不承认。可是，他们照样戴我帽子，而且，回家监督后又列入五类……今天，还要我戴过去不愿戴的帽子，这说得过去吗？岂不难为了我？……”。

“你认真考虑一下，不补办手续，也难怪“摘帽办”爱莫能助了！”

……

当然，黄X枢老师，尽管按“摘帽办”的要求办了手续，但他已老弱病残，只好办理退休了……如此“反右派斗争”的悲剧，又岂止是黄老师个人的悲剧？这个“反右扩大化”的典型，正是当代知识分子人生的一大悲剧！